(轉載自中國綠色時報)

政績觀是一面鏡子,映照出黨員干部的初心與境界。正確的政績觀,不是貪一時之功、圖一時之名,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,甘做鋪墊之事、善為長遠之謀。在我們黨的奮斗歷程中,涌現出一大批扎根基層、默默奉獻的優秀代表。他們用一生的堅守與付出,回答了“什么是真正的政績”“為誰創造政績”“怎樣創造政績”的時代之問。

從焦裕祿“生也沙丘,死也沙丘”的鞠躬盡瘁,到谷文昌“不治服風沙,就讓風沙把我埋掉”的錚錚誓言;從楊善洲退休后22年植樹造林、價值3億元的林場分文不取,到申紀蘭推動“男女同工同酬”寫入憲法卻終身不領代表津貼……這些閃光的名字,用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正確的政績觀——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。同樣,馬永順從“砍樹模范”到“種樹英雄”的人生轉折,余錦柱40多年獨守瞭望臺的無悔堅守,孫建博拖著病腿帶領林場突圍的奮斗足跡,以郭萬剛為代表的八步沙三代人治沙四十余載的綠色接力,無一不是榜樣力量最生動的注腳。

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。他們如同一座座燈塔,照亮前行的方向;他們的事跡告訴我們,正確的政績觀不是空洞的口號,而是根植于大地、服務于人民的實干與擔當。從今天起,本報將陸續推出這些基層帶頭人與林草榜樣的故事,讓我們從中汲取精神滋養,把為民造福作為最大政績,在新征程上書寫無愧于時代的答卷。

焦裕祿:生也沙丘,死也沙丘

焦裕祿(1922—1964),山東淄博人,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62年冬,他調任河南蘭考縣委書記。彼時的蘭考,正遭受內澇、風沙、鹽堿“三害”最嚴重的時期,糧食產量降至歷史最低,大批災民外出逃荒。焦裕祿到任后說:“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,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能鍛煉人。”

他沒有坐在辦公室里聽匯報,而是帶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,靠一輛自行車和兩條腿,在一年多時間里走遍了全縣120多個生產大隊。他帶領干部在狂風飛沙中勘察風口,在暴雨洪水中追索水流去向。為了摸清鹽堿地的分布,他親自嘗遍幾十個村莊的土壤。他組織群眾翻淤壓沙、翻淤壓堿、封閉沙丘,大規模種植泡桐。在他帶領下,蘭考初步探索出一套綜合治理“三害”的辦法。

焦裕祿的肝病日益加重,肝痛發作時,他用鋼筆、茶缸蓋甚至雞毛撣子頂住腹部,時間長了,藤椅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。同志勸他住院,他卻堅持到一線調研。1964年3月,他已肝痛得無法蹬車,才被強行送醫,確診肝癌晚期。5月14日病逝,年僅42歲。臨終前他向組織提出唯一要求:“把我運回蘭考,埋在沙丘上。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。”

焦裕祿精神——“親民愛民、艱苦奮斗、科學求實、迎難而上、無私奉獻”——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的永恒楷模。2017年,蘭考成為河南省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縣,泡桐已發展為年產值數十億元的樂器產業,焦裕祿的愿望終于實現。

谷文昌:不治服風沙,就讓風沙把我埋掉

谷文昌(1915—1981),河南林州人,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50年隨軍南下福建,1955年起任東山縣委書記。當時的東山島,東南沿海風沙肆虐,全島194公里的海岸線有30多公里是沙灘,森林覆蓋率僅0.12%。民間流傳:“春夏苦旱災,秋冬風沙害。一年四季里,季季都有災。”全島6萬多人,有2000多人因貧病外出乞討。

谷文昌立下誓言:“不治服風沙,就讓風沙把我埋掉。”他帶領干部走遍412個風口,測量了3萬多畝沙灘。起初試種了20多個樹種,無一成活。有人灰心,他說:“能治住風沙,再苦再累也值。”經過8年反復試驗,終于發現木麻黃適合東山土壤。他組織全縣群眾連續3年植樹造林,自己也天天泡在沙灘上。到1964年調離時,東山已植樹8.2萬畝,其中木麻黃6.5萬畝,全縣綠化率達96%以上,形成了“東海綠洲”。他還帶領群眾修建了八尺門海堤,將東山孤島與大陸連接,徹底解決了交通和淡水難題。

谷文昌生活極其儉樸,一件大衣穿了20年,調任時全部家當只有兩只皮箱。他立下家規:“不許沾公家一點油。”5個子女沒有一人通過他的關系安排工作。1981年病逝前,他留下遺愿:“把我埋在東山。”2003年,東山群眾將他的骨灰從漳州遷回,自發形成“先祭谷公,后拜祖宗”的習俗。

楊善洲:退休后扎根大亮山22年

楊善洲(1927—2010),云南施甸人,1951年參加工作,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曾任保山地委書記。他在位期間,始終保持農民本色,下鄉調研總是帶著鋤頭,看到農活就跟著干。他從不坐公車辦私事,有一次女兒生病,他讓妻子步行幾十里山路去照顧,自己卻用公車送一位生病的農民去醫院。

1988年,楊善洲光榮退休。組織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,他卻拒絕了:“我要回家鄉種樹。”他回到保山大亮山,這里是他的出生地,因過度砍伐變成荒山禿嶺。他帶著從各林場撿來的果核和樹苗,住進用樹枝搭起的窩棚,一干就是22年。大亮山海拔2600米,缺水缺電,他和工人們每天要走幾十里山路挑水。沒有錢買樹苗,他就到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,桃核、梨核、核桃核,一顆一顆積攢。有人笑他“書記撿破爛”,他說:“這是綠色的希望。”

22年間,他帶領林場職工造林5.6萬畝,價值超過3億元。2009年,81歲的楊善洲將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國家,沒有要一分錢報酬。他說:“我退休了,國家給我發退休金,我不能再要錢。”2010年10月10日,楊善洲因病去世,臨終前說:“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。”他留下的林場如今每年涵養水源45萬立方米,周邊群眾喝上了干凈水。他的事跡感動中國,榮獲“全國優秀共產黨員”“感動中國十大人物”等稱號。

申紀蘭: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動者

申紀蘭(1929—2020),山西平順人,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她一生只有兩個“職務”:西溝村黨支部副書記和全國人大代表。然而正是這位“農民代表”,推動了一項寫入《憲法》的偉大變革。

1951年,申紀蘭擔任西溝村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,她利用冬閑帶領社員在山溝里打壩造地30畝,來年一場暴雨沖了個精光。看著一片狼藉的莊稼地,申紀蘭堅定地說:“那咱就先栽樹,再治溝,綠化荒山永不愁。”她帶領大家先是在南坡種下了300畝松子。第二年上山一看,300畝荒坡只有幾棵小苗破土而出。

她毫不氣餒,繼續帶領群眾在南坡播種,同時加強了看管和養護,綠油油的小苗終于覆蓋了南坡,西溝開始大面積植樹造林。那時候申紀蘭帶領婦女們天不亮就上山,天黑透了才回家。饑了啃幾口窩窩頭,渴了喝幾口冷水,硬是在小干石山上造了1200畝林,成活率在90%以上。

當時農村實行工分制,男社員干一天記10分,女社員最高只記5分。申紀蘭不服氣:“同樣是干活,憑什么婦女少得分?”她組織婦女和男人展開勞動競賽——撒肥、鋤地、間苗,每一項都比速度比質量。結果婦女們干得一點不比男人差。她據此提出“男女同工同酬”的主張,在全社推行。1953年,《人民日報》以《勞動就是解放》為題報道了她的故事。1954年,她作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,將“男女同工同酬”寫入《憲法》的建議帶到北京。從此,“婦女能頂半邊天”成為響徹全國的口號。

申紀蘭連續擔任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,是全國唯一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三屆的代表。她始終穿布鞋、吃粗糧,住在西溝村的老房子里,從未領取過一分錢代表津貼。2020年6月28日,申紀蘭病逝,被授予“共和國勛章”。

文朝榮:海雀村的“綠色愚公”

文朝榮(1942—2014),貴州赫章人,197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1982年起任海雀村黨支部書記。海雀村地處烏蒙山區,海拔2300米,曾是貴州最窮的村之一。20世紀80年代,全村森林覆蓋率只有5%,石漠化嚴重,“山上光禿禿,鍋里沒米煮”。1985年,全村人均年收入僅33元,有的家庭只有一條褲子輪流穿。

文朝榮意識到,不治石漠化,海雀永無出路。1986年冬天,他提出植樹造林的計劃。村民反對:“飯都吃不飽,哪有閑心種樹?”文朝榮挨家挨戶做工作:“種樹就是種糧食。樹能涵養水源,有了水,莊稼才能長好。”他帶頭把自己家僅有的一點余糧拿出來,又賣掉家里唯一一頭耕牛買樹苗。村民們被感動了,跟著他上山。文朝榮每天天不亮就上山,天黑了才回家,30年如一日。

到2014年,海雀村累計造林1.34萬畝,森林覆蓋率從5%躍升至70%以上。曾經的荒山變成了林海,水源涵養能力大大增強,糧食產量翻了兩番。村里修通了公路,建起了小學,2014年人均收入達6000元。文朝榮卻積勞成疾,被確診為肝癌晚期。住院期間他還惦記著村里的事,囑咐村干部:“山上還有一片空地,要抓緊種上樹。”2014年2月,文朝榮病逝。村民自發為他立碑,稱他為“海雀的綠色愚公”。他榮獲“全國優秀共產黨員”“時代楷模”稱號。

張耀南:從抗日縣長到林場場長

張耀南(1901—1974),山東長清人(現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)。他一生跨越革命與建設兩個時期,前半生是抗日英雄,后半生是綠色使者。

抗日戰爭爆發后,張耀南變賣家產購買槍支,在家鄉組織抗日武裝。他成功將當地“紅槍會”改造為抗日力量,成立長清縣抗日民主政府并任首任縣長。他帶領軍民在泰西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,多次粉碎日偽軍“掃蕩”。解放戰爭時期,他隨軍轉戰,為新中國建立作出重要貢獻。

新中國成立后,他歷任山東省泰安專區副專員、山東省衛生廳廳長等職。1959年底,他擔任了泰山林場場長一職。他將全部心力投入到剛剛起步的泰山林場。踐行了立志做大事,不立志做大官的政績觀。兩年后,組織邀請他回省廳復職,但他卻毅然拒絕,選擇留在泰山,并說出:“建設泰山的事業剛剛開頭,就把余生貢獻給建設泰山吧!”

當時的泰山,森林覆蓋率不足2%,荒山禿嶺。張耀南到任后,主要做了這幾件大事:一是科學規劃:他背著水壺走遍泰山,主持制定了泰山歷史上第一份全面的《八年發展規劃》,提出“遠山高山成風景山、近山矮山變花果山”的愿景。二是身先士卒:年近花甲的他與年輕人一同挑水挖坑,甚至用繩索拴腰吊在懸崖峭壁上鑿坑種樹。三是艱苦創業:帶領職工在貧瘠山地開荒種糧、修路架橋,解決溫飽的同時,硬是把樹苗種滿了荒山。

張耀南一生清貧,家中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。他常穿一件舊中山裝,補丁摞補丁,群眾親切地稱他為“布衣廳長”。

張耀南的一生,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只為做大事,不求做大官”。1974年他去世后,被安葬在他奮斗過的土地上。如今,泰山森林覆蓋率已達94.8%,這滿山青翠,正是對他最好的紀念。

如今,泰安不僅為他建立了“泰山植樹造林紀念碑”,還排演了山東梆子大型現代戲《泰山青未了》,讓他的故事流傳更廣。

馬永順:從伐木模范到植樹英雄

馬永順(1914—2000)的人生有一個鮮明的轉折:前半生是新中國第一代伐木工人,創造了全國手工伐木最高紀錄;后半生則成為義務植樹最多的“林業英雄”。

1949年,馬永順在黑龍江鐵力林業局當伐木工。當時國家建設急需木材,他苦練技術,創造了“四季銼鋸法”和“安全伐木法”。1951年,他加入中國共產黨,并成為全國勞動模范。他先后多次受到毛澤東、周恩來等領導人接見。據統計,他在34年伐木生涯中共伐樹36500棵,相當于一個小型林場。

1982年,馬永順退休。看到曾經茂密的森林變成禿嶺,他深感愧疚:“我們這一代伐木工人欠下了大山的債,必須還!”他立下誓言:“我砍了多少樹,就要栽回多少棵。”從1982年起,他帶著家人義務植樹。他自費買樹苗,起早貪黑上山。1991年,他已年近八旬,仍堅持每年植樹近千棵。到1999年,他和家人累計植樹5萬多棵,遠遠超過了他砍伐的數量。2000年2月,馬永順病逝,臨終囑咐子女:“要替我看好林子,讓子孫后代都能看到綠水青山。”

馬永順的事跡推動了中國林業從“砍樹”向“種樹”的歷史性轉變。國家授予他“林業英雄”稱號,這是中國林業的最高榮譽。他的墓前,人們種下了一片“馬永順林”,如今已郁郁蔥蔥。他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務林人。

余錦柱:四十余年獨守瞭望臺

余錦柱,1959年出生,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水口鎮人。他的父親余德明是新中國第一代護林員,在水口瞭望臺守了35年。1978年,父親因年老多病退休,組織上找不到接替的人,余錦柱說:“我來接父親的班。”這一接,就是40多年。

水口瞭望臺位于湘粵桂三省交界的尖子嶺上,海拔1400米,無路、無電、無水、無人煙。余錦柱住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石屋里,唯一的“電器”是一臺老式收音機。他的工作是用望遠鏡監視周圍50萬畝森林的火情,發現火警后立即向指揮部報告。瞭望臺方圓幾十公里沒有人家,生活物資全靠他每隔半月下山背一次。山路崎嶇,單程要走6個小時。40多年間,他磨破了上百雙解放鞋,堅持巡山護林。

這份工作枯燥而危險。每年9月到次年5月是防火期,他必須24小時守在瞭望臺,連春節都不能回家。他曾多次在雷雨中被閃電擊倒,曾在大火中險些喪命。但他從無怨言。他總結出“煙跡定位法”,能根據煙的形狀、顏色、飄移方向準確判斷起火點,從而實現轄區40多年無重大森林火災。

余錦柱說:“我父親臨終前留下話——火情不滅,人不離山。”如今他已年過六旬,仍然堅守在瞭望臺上。他榮獲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、全國林業系統勞動模范等稱號。他的事跡被拍成電影《守望》,感動了無數人。

孫建博:拖著病腿開拓“原山模式”

孫建博,1959年出生,山東昌樂人。他3歲時因小兒麻痹癥導致雙腿殘疾,但從未向命運低頭。1996年,他臨危受命,擔任負債4009萬元、職工13個月發不出工資的淄博市原山林場場長。

當時的原山林場,森林火警不斷,經營陷入絕境。孫建博拖著病腿,拄著拐杖,走遍了林場64個林區、每一個山頭。他發現,可以依托森林資源發展旅游、綠化等產業。他大膽提出:“不砍一棵樹,照樣能致富。”他推行股份制改革,建設原山國家森林公園,打造淄博市第一批4A級景區。他帶頭推進改革,拖著病腿跑遍了全國十幾個省份。有人說他“腿瘸心不瘸”,他說:“我雖然腿不好,但我要走得比正常人更遠。”

經過20多年奮斗,孫建博帶領原山林場實現了驚天逆轉。從負債4000萬元、資源和名氣都不出眾的小林場,在全國國有林場中率先實現山綠、場活、業興、人富目標;職工年收入從不足5000元增長到10萬元。林場森林覆蓋率從建場之初的不足2%提升到今天的94.4%,成為全國國有林場改革的樣板,被稱為黨委統一領導下的“一場兩制”改革模式。他通過與周邊村鎮合作,帶動農民脫貧致富,發展生態旅游、苗木、林下經濟等產業,實現了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。

孫建博先后榮獲“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”“全國五一勞動獎章”“全國先進工作者”“齊魯時代楷模”等稱號。2020年退休后,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孫建博繼續為林業事業建言獻策。他說:“活著就要永遠奮斗”。

郭萬剛:三代人四十余載治沙

郭萬剛,1952年出生,甘肅古浪縣人。他是八步沙林場第二代治沙人的代表,一家三代人接力治沙40多年,在騰格里沙漠南緣筑起一道綠色屏障。

八步沙位于古浪縣北部,是騰格里沙漠的南緣風口。20世紀80年代,這里風沙肆虐,嚴重威脅著周邊的村莊和農田。1981年,郭萬剛的父親郭朝明等6位老漢,以聯產承包形式組建了八步沙林場,開始治沙造林。郭萬剛當時在供銷社工作,是“鐵飯碗”。1983年,父親因病無力繼續治沙,對他說:“我干不動了,你來接替我,不能讓沙埋了莊稼。”郭萬剛二話不說,辭掉工作,扛起鐵鍬走進沙漠。

治沙的艱苦超乎想象。沙漠里夏天溫度高達50多攝氏度,冬天零下30多攝氏度,一年四季風沙不斷。郭萬剛和工人們住在窩棚里,喝苦咸水,吃干饅頭。他們探索出“草方格沙障+灌木”的固沙方法——先用麥草扎成方格固定流沙,再在方格里種植梭梭、花棒等沙生植物。經過反復試驗,成活率從不足30%提高到80%以上。郭萬剛的手上全是老繭和裂口,眼睛因長期風沙刺激患上了沙眼,但他從未退縮。

到2021年,通過郭萬剛父子兩代人共治理沙化土地,騰格里沙漠南緣筑起了一條綠色屏障。他的兒子郭璽也加入治沙隊伍,成為第三代治沙人。郭萬剛榮獲全國勞動模范、全國綠化獎章等榮譽。他說:“只要把沙治住了,子孫后代就有好日子過。”八步沙“六老漢”三代人治沙群體被中宣部授予“時代楷模”稱號。